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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023西泠春拍呈獻(xiàn) 黃易與友人專題:史上最全黃易藏嵩山三闕全璧卷 乾嘉嵩洛訪碑之始
        時(shí)間:2023/07/03 作者:西泠拍賣 來源:西泠拍賣




        本卷為黃易經(jīng)典化訪碑活動

        這一出學(xué)術(shù)狂潮

        巨幕罕見的《前傳》和《續(xù)集》

         

        為黃易決定北上  嵩山訪碑的起點(diǎn)

        開啟有計(jì)劃的嵩洛訪碑之契機(jī)

         


        三闕合一  全卷總長近23米 

        完整性、部分拓本年代

        多于故宮藏本





        黃易作為乾嘉時(shí)期金石學(xué)最大的IP,通過一系列經(jīng)典化的訪碑活動,掀起金石學(xué)的學(xué)術(shù)潮流。他的同好友人包括阮元、翁方綱、鄧石如、伊秉綬等,其中不乏高官、學(xué)者、幕僚、布衣,他們圍繞黃易的訪碑活動,行成金石共同體。


        黃易(1744-1802)



        從以拓為媒,到『黃易』本身成為一個(gè)抽象的符號,成為一個(gè)特殊人群交流的紐帶,『黃易』是一種交流方式,黃易的“企圖心”影響至深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這是罕見的通過一種學(xué)術(shù)方法變革,成功改變學(xué)人交流方式和文人生活方式。民國學(xué)人也是跨越階層,完成這種共同體構(gòu)建,他們直接模仿了黃易。甚至當(dāng)下鑒藏共同體的構(gòu)建,也由此脫胎。真是,永遠(yuǎn)的乾嘉,永遠(yuǎn)的『黃易』。






        本卷中《開母廟石闕銘》、《開母廟畫像》、《太室石闕后銘》、《太室、少室兩額》確為黃易舊藏。其中《開母廟石闕銘》為明拓本,《開母廟畫像》、《太室石闕后銘》與《太室、少室兩額》為黃易藏乾隆甲寅(1794年)拓本。


        另考,卷中《太室石闕前銘》、《少室石闕銘》、《少室東石闕銘》、《堂溪典請雨銘》均為乾隆時(shí)期拓本。


        明拓嵩山三闕并黃易藏二室額畫像、堂溪典請雨銘全卷

        黃易舊藏并題簽、題跋。蔡哲夫夫婦鑒藏并校勘。



        卷中羅振玉題引首,趙藩、商承祚、周夢坡、傅熊湘等四五十家名人題跋鑒賞。黃賓虹、溫其球、徐锜、楊千里在卷中作校碑圖。


         羅振玉 引首:115.5×43.5cm

        趙藩、商承祚 題跋



        劉三 題跋:63×34.5cm



        黃賓虹 校碑圖 82.5×41.5cm

        周夢坡、傅熊湘 題跋



        溫其球 校碑圖:82.5×41.5cm

        鄒安、傅熊湘 題跋



        徐锜 校碑圖:43.5×34.5cm



        楊千里 校碑圖:68×43.5cm



        馮文鳳 題跋:56×43.5cm



        蔡元培、何覺、繆荃孫 題跋:40.5×9.5cm



        鄒安 題跋:46.5×43.5cm



        高吹萬等人 題跋:42×21cm 43.5×21.5cm




        《黃賓虹年譜》、鄭逸梅《南社叢談》中提及

        校勘明拓漢嵩山三闕銘圖即為本卷。







        黃易被公認(rèn)為乾嘉時(shí)期訪碑第一人,嵩洛訪碑是黃易最重要的兩次大型訪碑活動之一,而嵩山三闕則是嵩洛訪碑中最主要的金石學(xué)成果。因此,對于黃易的金石收藏以及訪碑活動來說,嵩山三闕的關(guān)鍵性毋庸置疑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“嵩山三闕”指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地區(qū),是我國現(xiàn)存最古老、最完整的廟闕,是黃易在乾嘉時(shí)期首先成就了嵩山三闕的經(jīng)典金石地位,反過來,嵩山三闕同樣成就了黃易作為乾嘉金石學(xué)者的形象與聲名。



        開母廟石闕民國時(shí)期照片


        而本卷正是黃易這一重要金石學(xué)成果的直接緣由與體現(xiàn),也是黃易經(jīng)典化碑刻、拓本、以及訪碑活動中的重要進(jìn)程之一。因此,此卷可以說是黃易決定北上訪碑旅程之起點(diǎn),也是其開啟有計(jì)劃的嵩洛訪碑活動之契機(jī)。



        嘉慶元年(1796年)黃易嵩洛訪碑之旅

        以嵩山訪碑為焦點(diǎn)


        是卷經(jīng)蔡哲夫的搜集與民國眾人的探考,使得本卷實(shí)現(xiàn)了乾嘉時(shí)期與民國時(shí)期的雙重經(jīng)典化。全卷總長近23米,在完整性、部分拓本年代、民國流傳這三方面都更優(yōu)于同年所拓的故宮藏本,隨卷展觀,如游嵩山,洵足寶貴。







        據(jù)年譜初編,乾隆甲寅(1794年)二、三月間,黃易曾遣拓工至河南洛陽一帶訪拓碑刻,所得刻石拓片皆為其銘心之品,現(xiàn)藏于故宮博物院。本卷中部分拓本與故宮博物院所藏本為同年所拓,都有黃易題簽,且都標(biāo)有“乾隆甲寅(1794年)拓本”字樣。


        本卷黃易簽條與跋


        縱觀已知黃易有關(guān)“嵩山三闕”拓本的藏品,標(biāo)有“乾隆甲寅(1794年)拓本”字樣的僅兩件

        一件現(xiàn)藏于故宮博物院,另一件即為本卷。



        值得注意的是,本卷在完整性、部分拓本年代、民國流傳這三方面更優(yōu)于同年所拓的故宮藏本,茲列如下:


        其一 ,本卷在完整性上更優(yōu)于故宮藏本,更加契合黃易心中“善本”的條件。



        故宮藏本故宮藏本分為五冊

        均為乾隆甲寅三月本




        西泠本合五冊為一卷,所拓內(nèi)容更豐,又有黃賓虹、羅振玉等名家題畫題跋,是為市場中最罕見、最完整的珍品。


        二者雖為同年所拓,但裝裱形式不同。故宮本分為《太室石闕銘》、《少室石闕銘》、《少室東石闕銘》、《開母廟石闕銘》、《堂溪典嵩高山請雨銘》五冊,而本卷合五為一,且卷中較之又多《開母廟畫像》拓本,更完整也更豐富。



        2014西泠春拍 lot1895

        黃易 《嵩洛訪碑日記》暨丙辰隨錄手稿



        根據(jù)黃易在《嵩洛訪碑日記》暨丙辰隨錄手稿(西泠拍賣14Lot 1895)中所寫:

        “嵩洛多古刻,每遣工搨致,未得(其全)善本。嘗思親歷其地,捫苔剔石。

        嘉慶改元(1796)之秋攜拓工二人自蘭陽渡河……不減與古賢晤對也


        其中,黃易將“未得其全”改為“未得善本”,我們可以據(jù)此推測黃易心中的“善本”概念,不止要拓得“精”,還需“全”,故,西泠本《嵩山三闕》更加契合黃易心中“善本”的條件。



        其二 ,本卷在部分拓本年代上更優(yōu)于故宮藏本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故宮本五冊均為乾隆拓本,而本卷中《開母廟石闕銘》為明拓本,其他為乾隆拓本。其中《開母廟畫像》、《太室石闕后銘》、《太室、少室兩額》與故宮為同年所拓本。



        西泠卷《開母廟石闕銘》為明拓后文詳細(xì)論述

        《開母廟畫像》拓本故宮版從缺



        其三 ,本卷中有四十余家民國名人題跋、鑒賞,不僅體現(xiàn)了乾嘉學(xué)術(shù)風(fēng)尚到民國的延續(xù),也體現(xiàn)了民國時(shí)期眾人對乾嘉學(xué)者的崇拜,使得本卷內(nèi)容更為豐富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是卷經(jīng)蔡哲夫的搜集,將羅振玉、王國維、商承祚、鄒安、趙蕃等一眾民國時(shí)期金石學(xué)考據(jù)學(xué)的代表連接;又將南社一眾如黃賓虹、蔡元培、周夢坡、高吹萬、汪溶、王蘊(yùn)章等人聯(lián)結(jié);也將清末遺老如繆荃孫、梁鼎芬、康有為、章炳麟、朱孝臧、李瑞清、劉世珩等人相互聯(lián)系。因此,本卷對于金石學(xué)及后世考據(jù)學(xué)亦有著重大貢獻(xiàn)。



        全卷總長:2266.5×43.5cm

         

        ① 羅振玉雙題(引首:115.5×43.5cm)、黃賓虹(校碑圖:82.5×41.5cm)、趙藩、商承祚、周夢坡、傅熊湘、劉三(題跋:63×34.5cm)

        ② 鄒安(題跋:46.5×43.5cm)、溫其球(校碑圖:82.5×41.5cm)、傅熊湘

        ③ 馮文鳳(題跋:56×43.5cm)、徐锜(校碑圖:43.5×34.5cm)、高吹萬等人(題跋:42×21cm 43.5×21.5cm)

        ④ 蔡元培、何覺、繆荃孫(題跋:40.5×9.5cm)、楊千里(校碑圖:68×43.5cm)


        著 錄:

        1.《南社叢談》P268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年。

        2.《黃賓虹年譜》P137-138,上海書畫出版社,2005年。

         







        黃易是乾嘉時(shí)期金石學(xué)的代表人物,他最為重要的兩個(gè)身份是收藏家以及訪碑者。黃易最為成功之處在于他將與自己有關(guān)的碑刻、拓本以及訪碑活動迅速經(jīng)典化,使之成為學(xué)術(shù)界與藝術(shù)界矚目的焦點(diǎn),其經(jīng)典化策略主要包括征集拓片、題跋、刊印與翻刻、保護(hù)性復(fù)原與重建、繪制訪碑圖冊等。

        本卷便是黃易此次經(jīng)典化訪碑活動的具體表現(xiàn)之一。


        北宋趙明誠《金石錄》


        嵩山碑刻眾多,其中堂溪典《請雨銘》最早見載于北宋趙明誠《金石錄》。而“嵩山碑刻”在短時(shí)間內(nèi)迅速成為“經(jīng)典”名碑是因?yàn)辄S易,其因黃易而廣為人知,也因黃易而開啟了訪拓之風(fēng)氣。黃易也因不斷探訪此碑而盛名遠(yuǎn)外,成為乾嘉時(shí)期金石學(xué)的“經(jīng)典”人物,二者互相成就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蔡氏將自藏嵩山碑刻與黃易舊藏拓本合裝為卷,從中亦可見蔡氏用心之處。更為難得的是,蔡氏直接模仿了黃易經(jīng)典化的策略,請羅振玉、趙蕃、蔡元培、黃賓虹、商承祚等四十余家題跋、鑒賞、繪制訪碑圖等,使得本卷實(shí)現(xiàn)了乾嘉時(shí)期與民國時(shí)期的雙重經(jīng)典化。



        “嵩山三闕”指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地區(qū),建于東漢時(shí)期的太室石闕、少室石闕以及開母廟闕的簡稱,是我國現(xiàn)存最古老、最完整的廟闕。卷中多題為“崇高”,是為嵩山古稱泰室山、崇高山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黃易深知拓本的優(yōu)劣對于書法學(xué)習(xí)的影響,所以自弱冠起便不斷尋求“嵩山三闕”拓本。其與“嵩山三闕”的淵源可追溯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之前,黃易曾請時(shí)為河南知府的施誠幫助訪拓,卻遭嗤笑,以“再求無益”而告終。

         


        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

        黃易收到友人趙魏數(shù)次所寄《開母闕》拓本等。


        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

        黃易托好友武億訪拓“嵩山三闕”。


        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

        黃易較為集中的收到武億寄來的“嵩山三闕”諸拓。


        乾隆甲寅年(1794年)

        黃易遣拓工至河南洛陽一帶訪拓古代石刻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嘉慶元年(1796年)

        黃易攜拓工二人親赴嵩山、洛陽一帶訪碑……此間種種,不能詳盡。



        翁方綱 《兩漢金石錄》

        蘇齋叢書本


        其中,促使黃易在乾隆甲寅年(1794)再次派遣拓工前往嵩洛地區(qū)訪拓碑刻的契機(jī)或被翁方綱記錄于乾隆五十四年(1789)梓行的《兩漢金石記》中,黃易曾來札云及之前從未見于著錄的一個(gè)拓本,并寄來自己臨摹的數(shù)紙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一個(gè)月后,畢沅正巧寄來一個(gè)拓片連同上方之額,三人方得知此拓是太室闕之后銘。而這一段讓黃易、翁方綱、畢沅三人都如此激動的“從來未見于著錄”的太室闕后銘,也收錄在本卷之中。或許就是因?yàn)槠平饬舜恕拔匆娭洝敝i,促使黃易再次遣工前往,繼而也誕生了本卷的部分拓本。



        翁方綱、王念孫題跋  黃易《嵩洛訪碑圖 · 開母石闕》

        故宮博物館館藏


        然而,黃易對于金石的追求并不止于“精拓本”,更是親臨現(xiàn)場捫苔訪碑。因此,黃易在得本卷中拓本兩年后,即嘉慶元年(1796)九月,便攜拓工二人親赴嵩山、洛陽一帶訪碑,期間尋覓個(gè)朝古跡名碑,傳拓金石搜羅碑版,著《嵩洛訪碑日記》,并繪《嵩洛訪碑圖冊》。正式開啟了其一生中最為重要且最具規(guī)劃性的一次北上訪碑之旅,凡蠟屐所經(jīng),斷碣殘碑無不畢出,訪剔之勤,拓之精,實(shí)前人所未及

         

        由此可說,本卷為黃易決定北上訪碑旅程之起點(diǎn),亦是其開啟有計(jì)劃的嵩洛訪碑之契機(jī),其“乾嘉時(shí)期訪碑第一人”的形象也根植于此卷之上。










        黃易嵩洛訪碑歸來,搨碑四百余,其中分贈給友人者不計(jì)少數(shù)。

        其以副本分贈李東琪、李克正、劉鏡古等人。

        嘉慶三年(1798)三月,又將手拓《嵩山三闕》全幅寄至翁方綱齋中,翁氏懸于嵩陽真跡之齋,與諸友同觀作歌。互相贈送拓片是乾嘉時(shí)期普遍的社會現(xiàn)象,此類“以拓為媒”的交流方式更是黃易成功進(jìn)入仕途、屢次升官的紐帶。也正是因?yàn)辄S易的這種交流方式,帶動了金石學(xué)在這一時(shí)期的長足發(fā)展。



        翁方綱《兩漢金石記》中提及:此文從來不見于著錄,牛氏圖亦無之。

        先是黃小松札來云見此拓本,略摹數(shù)字,見寄未之詳也。

        逾月畢秋帆中丞于中州拓寄此本,連上方之額,乃知是太室闕之后銘。

        而小松處拓本適亦寄來,二本互對,纔辨四十七字耳。


        黃易于鄭制錦門下做幕僚四年,期間其學(xué)問、藝術(shù)及社會交往逐漸打開局面,結(jié)識了翁方綱、汪啟淑等人,并贈送拓片印石等,以訂金石之交。





        黃小松金石友人

        阮元、翁方綱、畢沅、王昶、朱筠等



        后因鄭制錦積極報(bào)捐而入京為官,憑借著自身的學(xué)識與藝術(shù)水平擠入了當(dāng)時(shí)的高端學(xué)士圈,時(shí)常穿梭在高官和知名學(xué)者之間,如阮元、畢沅、王昶、朱筠等人,時(shí)常贈諸位以金石拓片,書信往來密切。在短短數(shù)十年之間,官至奉政大夫(正五品銜)護(hù)理運(yùn)河道的運(yùn)河同知。故,其在仕途上屢次升遷和他與京圈學(xué)者以及行政高官的密切往來是分不開的。


        開母廟石闕銘:382×43.5cm


        開母廟畫像:138×33.5cm 130.5×33cm

        太室石闕銘額:77×43.5cm

        太室闕前銘:112×37cm

        太室闕后銘:134.5×43.5cm

        太室闕畫像:51×37.5cm

        少室石闕銘額:43.5×34.5cm

        少室闕西闕:123×34cm 258×32cm

        少室闕東闕:43.5×26.5cm


        請雨銘:142×37.5cm





        對于碑版的年代考據(jù),歷來都是學(xué)人的喜好。自乾嘉至民國,又至當(dāng)代,對于所獲碑刻拓本的年代考據(jù)歷久不衰。也可以說自乾嘉以來,考據(jù)學(xué)的逐漸興起,使得收藏金石文字成為一時(shí)顯學(xué)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《開母廟石闕銘》為明拓

        關(guān)于開母廟石闕銘的考據(jù),歷代甚伙,但都注重 “玄九”“山辛”“川郡陽”“其清”“民同”諸考據(jù)字。黃易在《嵩洛訪碑日記》中:銘詞開母廟興一行,之前有“川郡陽”一行??芍按り枴比植粨p。



        本卷“川郡陽”三字不損


        本卷題名12行,記66字;銘文正文24行,記206字,更早于眾多碑學(xué)家所見版本。卷中“玄九”二字未損,“山辛”“民同”不損,故為明拓本。



        卷中開母廟石闕銘部分為明拓,余均為乾隆拓。

        在開母廟“玄九”“山辛”“民同”中間蓋有蔡哲夫與談月色諸印章,以證此為明拓。



        《太室石闕前銘》為乾隆拓本

        將本卷中《太室石闕前銘》拓本與海圖書館藏王懿榮明拓本、故宮博物院藏黃易乾隆甲寅三月拓本、楊守敬題跋嘉慶拓本對比可知,本卷中《太室石闕前銘》年份應(yīng)與故宮本相近,當(dāng)為乾隆拓本,或同為乾隆甲寅(1794年)拓本。



        卷中太室石闕銘為乾隆拓。上海圖書館藏王懿榮明拓本(后均簡稱為“王懿榮本”)字右下角完好,故宮博物院藏黃易乾隆甲寅三月拓本(后均簡稱為“故宮本”) 前綴橫以泐,而西泠本與楊守敬題跋嘉慶拓本(后均簡稱為“楊守敬跋本”) 前綴橫中段亦泐損,而相比于君字右邊石花,從稍損至石花已與君字相連。故可知西泠本年份應(yīng)相近于故宮本與楊守敬跋本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而二十五行虎(乕)字相較,王懿榮本右側(cè)無豎形泐損,而其他三本均有此狀泐損,而故宮本與西泠本右下角巾部右部豎勾右側(cè)仍可見乕字橫劃下垂之篆法,楊守敬跋本不見。故西泠本太室石闕銘段應(yīng)為清拓本,時(shí)間距故宮本相近,當(dāng)是為乾隆拓本。


        另相比于二十一行 字,可知王懿榮本工部完好,視之故宮本與西泠本,工部均泐,力部中間部分均泐。故可知西泠本太室石闕銘為乾隆本。


        《太室石闕后銘》為乾隆甲寅年拓本

        太室闕額下有狹長豎行,字多不辨,此為太室石闕銘后銘,在很多拓本及著錄中均不見載。



        右:故博藏黃易乾隆甲寅三月拓本

        太室闕后銘局部

        左:西泠本太室闕后銘局部

        二者字口細(xì)節(jié)完全一致,為同一批次拓本。


        翁方綱《兩漢金石記》之前這一部分從未見于著錄,黃易在偶然得之后便進(jìn)行了臨摹。西泠本與故宮本的太室闕后銘字口細(xì)節(jié)一致,當(dāng)同為乾隆甲寅年精拓本。


         

        《少室石闕銘》、《少室東石闕銘》為乾隆拓本《堂溪典請雨銘》為乾隆拓

        本卷《少室石闕銘》與《少室東石闕銘》拓于一張紙上,故宮乾隆甲寅(1794年)藏本將其分裱為兩冊。下簡稱為《少室石闕銘》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《少室石闕銘》清初精拓本在“于叢林芷”前尚有隱約文字十七行,其中有近十行文字僅有最下端半字存在。乾隆至道光拓本,一行“于”字依稀可辨,五行“道”字下部稍有石花,九行“史”、十行“廟”、十一行“長”下皆連石花。因此,本卷中《少室石闕銘》拓本年代最早在乾隆年間。


        左:少室石闕銘一行“于”字依稀可辨

        右:少室石闕銘五行“道”字下部稍有石花

        下:少室石闕銘九行史、十行廟、十一行長下皆連石花







        比較早的取法“嵩山三闕”的書家,以鄧石如為代表,他曾自述:

         


        余初以少溫為歸,久而審其利病。于是以國山石刻、《天發(fā)神讖文》、《三公山碑》作其氣,《開母石闕》致其樸,《之罘》廿八字端其神,《石鼓文》以鬯其致。彝器款識以盡其變,漢人碑額以博其體(劉恒《中國書法史 · 清代卷》)。




        試拿本次春拍「黃易友人專題」一件鄧石如隸書與《開母廟石闕銘》對比,便會發(fā)現(xiàn),鄧氏的隸書不乏《開母廟石闕銘》質(zhì)樸而沉實(shí)的一面,同時(shí)清末民初碑學(xué)視域下,臨習(xí)取法“嵩山三闕”的書家愈來愈多,如何紹基、莫友芝、翁同龢、吳大澂、吳昌碩等,都曾取法于三闕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從他們的臨作中使人感受到由于加入了對漢人篆隸的取法,他們筆下展現(xiàn)出別樣的渾穆、老辣、古拙甚至蒼茫的氣象。




        · 專 題 精 選 · 


      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

        伊秉綬(1754~1815)、陳鴻壽(1768~1822)、梁同書(1723~1815)、姚鼐(1731~1815)、鐵保(1752~1824)等題跋,王溥(1796~1850)繪  藝蘭種竹圖卷

        設(shè)色紙本  手卷

        1804年作

        引首:116.5×53cm  畫心:99.5×53cm

        題跋:1525×53cm  234.5×53cm 



        說明:王之政上款。鐵保題引首。陶澍、吳高埈、樂鈞、沈琨、談祖綬、鄧晅、靳金鼎、金邵、單渠、陳鴻壽、陳云、沈?qū)W寬、何祥?、顧廷綸、額勒布、伊秉綬、徐端、戴均元、黃曰燮、龔烈、 戴光垣、程云卿、陳鴻翥、周炎、歸懋儀、阿克當(dāng)阿、許兆椿、何一坤、李滎、莫瞻菉、何因錀、倉斯升、呂泰、黎世序、李景嶧、陳文述、姚鼐、康基田、梁同書、姚原紱、吳錫麒、鐵保、彭兆蓀、曾燠、帥壽昌、章煦、廖寅、陳鴻墀、熊方受、孔繼治、孫玉庭、洪瑩、王賡言、茅元輅、張文靖、萬承紀(jì)等題跋。







      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

        伊秉綬(1754~1815)行書 臨宋虞允文尺牘

        泥金紙本 立軸

        1804年作

        199×51cm


        出版:《中國書畫—筆と墨の伝言》P20,日本天六書房出版。







      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

        鄧石如 去世當(dāng)年所作罕見隸書

        132.5×74.5cm






      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

        黃易(1744~1802) 古松圖

        水墨紙本  立軸

        106×24cm

         

        出版:1.《名人書畫集》第二冊 ,上海商務(wù)印書館,民國九年(1920)。

        2.《名人花卉集》,西泠印社,民國二十三年(1934)。

        3.《金石家書畫集二集》第三冊,西泠印社,民國二十四年(1935)。

        4.《南畫大成》第五卷 花卉 · 蔬果,興文社,昭和十一年(1936)。

        5.《晉唐五代宋元明清名家書畫集》圖三五八,商務(wù)印書館,民國三十二年(1943)。

         


        說明:顧麟士、李嘉福、吳昌碩舊藏,吳昌碩并題簽。

        鑒藏者簡介:1.顧麟士(1865~1930),字諤一,號鶴逸,別署西津漁父,江蘇蘇州人。祖文斌,筑過云樓,收藏富甲一方。工書畫,精于畫史、畫論、鑒藏。為近代六十名家之一。

        2.李嘉福(1839~1904),字笙魚,一字北溪,齋室名吟蓮館,浙江石門(今崇德)人,流寓吳縣。吳待秋之岳父。工書畫,精鑒賞,收藏極富。

        3.吳昌碩(1844~1927),原名俊,后改俊卿,字昌碩,又字倉石,號缶廬、缶道人、苦鐵,又署破荷、大聾等,浙江安吉人。詩、書、畫、印皆精,為一代藝術(shù)大師,近代六十名家之一。西泠印社首任社長。


        吳昌碩題簽






      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

        黃易(1744~1802) 惲南田詩意圖

        立軸 水墨紙本

        64×24.5cm



        出版:《古歡:黃易與乾嘉金石時(shí)尚》P160,薛龍春著,三聯(lián)書店,2019年。

        說明:吳友松上款。

        上款人吳友松為阮元好友,乾隆年間曾幕游山左,阮元所輯《小滄浪筆談》中收錄有吳氏詩文絕句。吳友松同時(shí)也是吳履的族弟,吳履在1792年一則致黃易信札中(南京博物院館藏),花費(fèi)大量筆墨向黃易介紹族弟吳友松,并轉(zhuǎn)呈吳友松投贈黃易的五古二十韻詩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黃易在書、畫、印三個(gè)領(lǐng)域都有極高的知名度,對其作品的求索幾乎充斥于任何一封寄往黃易的書札中。1793年吳友松致信黃易表達(dá)仰慕之情(故宮博物院藏),并委婉請索:“友松愛先生之畫與印章,猶乎先生之愛金石文字,先生能以一畫一印以副友松之望乎?”而本幅山水即應(yīng)為黃易回應(yīng)吳友松求畫之作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上款簡介:吳友松[清],字秋鶴,浙江秀水(今屬嘉興市)人。乾隆年間曾在山東作幕僚。阮元《小滄浪筆談》云其“詩才清逸,尤工填詞,著有《野花詞話》,自少幕游山左,以瘵疾卒,年僅三十六” 。吳友松還寫有《月夜游大明湖記》《七十三泉記》等文章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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