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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?明（1904?1974）?三大戰(zhàn)役期間致謝覺哉、張曙時、郭任之有關(guān)李德勝（毛澤東）、胡必成（周恩來）的重要長信
信箋?一通二頁（帶信封一枚）
1948年作
著錄：1.《謝覺哉日記 下》P1269，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。
2.《王明年譜》P612，郭德宏編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4年。
展覽：“藝術(shù)浙江”，第七屆浙江省商務服務交易博覽會，杭州國際博覽中心（G20杭州峰會主會場），2016年。
說明： 此為共和國成立前夕，王明致謝覺哉、張曙時、郭任之長信。信中直接談及毛澤東、周恩來，圍繞討論包括新中國憲法在內(nèi)各種法律制定問題，涉及新中國各項法律奠基者陳瑾昆、何思敬，以及謝覺哉夫人王定國、張曙時夫人吳均等，是新中國建立過程中的重要信件，是新世界中國人探討民主、法制之先驅(qū)。
王明親筆信在市場上極為少見，而直接談論毛澤東、周恩來的則絕無僅有。
同時，信件中談到毛澤東、周恩來時，分別使用二人1947、1948年間短期使用的化名“李德勝”和“胡必成”，這種由中共重要領導人所寫的、提到二人這兩個化名的信件亦是首次在市場中出現(xiàn)。
此信寫于1948年11月19日，其時全國性聯(lián)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——華北人民政府已經(jīng)于1948年9月成立，解放戰(zhàn)爭、三大戰(zhàn)役進行得如火如荼，但已經(jīng)可以看到革命勝利的曙光。
值此之際，中共中央發(fā)起成立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（次年改中央法制委員會），并在此信完成一個月左右時間，將該機構(gòu)改組成中央法律委員會，負責起草和研究憲法、民法、刑法、訴訟法等各項最關(guān)鍵的法律，為新中國建立時急需的各項法律作提前準備。王明在這兩個機構(gòu)中均為重要領導人，寫信時正因國民黨進攻陜北而撤退至山西臨縣后甘泉村、河北平山縣等地，在負責起草、審查各項法律之余，亦從事土改工作。上款人謝覺哉、張曙時、郭任之，以及信中提到的陳瑾昆、何思敬，均為這兩個機構(gòu)的負責人，正與王明一道共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中國成立后的各項主要法律，幾乎全由這些我黨元老們起草或主持審定。他們是新中國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者。
在信中，王明談到“中央發(fā)布報告制度決定后，各部委、各中央局、前委等均有總結(jié)性工作報告交上”，唯獨“法委會尚付缺如”。因此，李德勝（即毛澤東）“曾三次催此報告，并指示要約各老（處您們?nèi)煌?，尚有陳、何）來此開幾天會總結(jié)法委一年工作并寫出報告給他”。由于戰(zhàn)爭原因，法委會常更換場所，難以聚集所有負責人在一地開會，以至遲遲未交報告。有鑒于此，胡必成（即周恩來）特地進行安排，“騰出房屋三間，以便召集法委會總結(jié)會議”。因此，王明迅即聯(lián)系謝覺哉等人聚集開會，此時“已到非交報告不可的時候了”。并且，王明業(yè)已預先擬好會議主題，包括“兩部份問題：（一）憲法及法律工作之經(jīng)驗（優(yōu)缺點等）；（二）后甘泉土改工作總結(jié)”。為了強調(diào)會議的重要性，王明告訴謝覺哉等“這種工作報告制度，對總結(jié)工作經(jīng)驗及聽取中央指示，有重大的原則意義；中央異常重視此一制度底認真執(zhí)行——任何人任何機關(guān)無例外地必須執(zhí)行，不久并將對初步報告材料作出總結(jié)性的決定。無報告者及報告不認真者將受到嚴肅而公開的指責和批評”。另外，王明囑咐謝覺哉將“一九四六年九月中央書記處所通過的關(guān)于成立法委會底決議帶來，以便作為檢查工作底依據(jù)”，且與謝氏等討論了他本人提出的使“訓練班學員涉獵一下各種法律常識”建議的問題。
李德勝、胡必成分別是毛澤東、周恩來在胡宗南進攻西北解放區(qū)時短暫使用的化名，分別取“離得勝（離開延安，取得勝利）”和“革命必定成功”之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李德勝是毛澤東十分喜愛的名字，以至于將兩個女兒姓氏改成李，取名李訥、李敏。
信中談到的“報告制度決議”，指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《中央關(guān)于各中央局、分局、軍區(qū)、軍委分會及前委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》。因此，王明等人所在的法委會需要遞交一份總結(jié)性報告。
所謂法委會，此時的全名是中央法制委員會，王明為主任，謝覺哉為主要負責人之一，成員包括吳玉章、李木庵、張曙時、陳瑾昆、楊紹萱、何思敬、郭任之、王覺民等。其任務包括起草全國憲法、研究改革法律的方針與創(chuàng)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理論等。具體討論問題包括憲法總綱草案、地方制度、司法制度、民族自治、懲辦內(nèi)戰(zhàn)罪犯等。眾人的努力為包括建國以后的制憲工作在內(nèi)的各項法律奠定了基礎。
至于“訓練班”，指華北人民政府司法訓練班。這個訓練班于1948年5月提出，在王明寫此信時尚處籌備階段，至1949年1月正式開學，意在培養(yǎng)新中國成立后急缺的法律人才。之后，在此基礎上誕生了新中國第一所政法大學。
寫作此信時，曾經(jīng)的中共最高領導人、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王明已經(jīng)風光不再。他曾于1942年整風運動時受康生批判，1945年被徹底否定其“左”傾錯誤路線，中共七大上以選票倒數(shù)第二當選中央委員，而曾經(jīng)遭其打壓的毛澤東已經(jīng)成為毫無疑問的中共最高領導人。
WANG MING AUTOGRAPH LETTERS SIGNED TO XIE JUEZAI, ZHANG SHUSHI AND GUO RENZHI ON LI DESHENG (MAO ZEDONG) AND HU BICHENG (ZHOU ENLAI) DURING THREE CAMPAIGNS
Two pages?Dated 1948
Literature: 1. Xie Juezai's Diary, vol. 2, p. 1269,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, 1984
2. Wang Ming's Chronicles, p. 612,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ress, 2014
Exhibited: 'Art Zhejiang', 7th Zhejiang Province Business Service Trade Expo, Hangzhou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(Main Venue of the G20 Hangzhou Summit), 2016
40×28cm×2
RMB: 800,000－1,000,000
作者簡介：王明（1904?1974），原名陳紹禹，字露清，安徽六安人，原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、中共駐共產(chǎn)國際團團長、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，“左”傾機會主義路線倡導者，新中國第一部《婚姻法》的主持制定者。早年參加五卅運動，大革命期間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干事。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，受后來的共產(chǎn)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米夫賞識，加入直屬斯大林的小團體，回國后借批立三路線而提出一個更“左”的政治綱領，受米夫扶持成為中共中央代理書記。抗戰(zhàn)開始后，否認抗日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，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。1942年整風運動時受批判。1945年中共中央六屆七中作出《關(guān)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，徹底批判王明“左”、右傾錯誤路線。之后，王明繼續(xù)擔任中央委員、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、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，出色完成制定陜甘寧邊區(qū)憲法草案、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，并參加土改工作。建國后為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，1956年后赴蘇聯(lián)治病，再未回國。
上款簡介：1. 謝覺哉（1884?1971），“延安五老”之一、著名學者、教育家、社會活動家、法學界先導、人民司法制度奠基者。湖南寧鄉(xiāng)人。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1933年，他在中央蘇區(qū)任內(nèi)務部長時，主持和參加起草了中國紅色革命政權(quán)最早的《勞動法》、《土地法》等法令和條例。1934年參加長征。新中國成立后，曾任內(nèi)務部部長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職。
2. 張曙時（1884?1971），江蘇睢寧人，革命元老，中共四川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工作的主要奠基人，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四川省政協(xié)副主席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，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院長。早年加入同盟會。1912年畢業(yè)于南京法政大學。1915年入中華革命黨。曾任南京建業(yè)大學校長、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常委。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。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曾任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司令部顧問，、川康特委統(tǒng)戰(zhàn)部部長、中共中央西北局統(tǒng)戰(zhàn)部副部長、陜甘寧邊區(qū)政府法制室主任、華北人民政府人民監(jiān)察院副院長等職。
3. 郭任之（1908?1976），又名樹棟，山西運城人，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中央監(jiān)察委員會副秘書長、司法部副部長、國務院參事室主任。山西大學畢業(yè)，1932年任正太鐵路局秘書主任，七七事變后參加山西省戰(zhàn)地總動員委員會，組織成立抗敵救國后援會，受閻錫山器重。1944年到延安，任法律委員會副秘書長。曾參與新中國法律起草工作。